“苗苗来啦!接种地点深业东岭幼儿园旁，接种时间是……”每天，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黄贝岭社区居民，都能在扩音喇叭里，听到四川姑娘邱蜀钧的声音。
核酸检测点维护秩序，接种台协助打疫苗，整理数据，答疑解惑……5月以来，作为黄贝岭社区工作人员，邱蜀钧过得忙碌而充实。
夜幕降临，她在“同乡村”的叔叔伯伯们、罗湖区黄贝街道四川达州通川区流动党员党支部的党员下班后，都会披上红马甲，加入服务社区的队伍中。
十岁那年，邱蜀钧头一回从大巴山来到深圳，趴在车窗上，望着遥不可及的摩天大楼;如今，她的工作和生活，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血脉之中。“这里有我的父母、老乡，就是家。”
从外来务工者、深漂，到城市的主人翁，是一场跨越。在这场跨越中，罗湖区“同乡村”党建架起了一座桥，助力许多像邱蜀钧一样的人融入深圳。
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早在15年前，罗湖区就开展了创新性的探索——成立“同乡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探索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路，加快外来务工者群体融入城市的进程。
同乡村
1996年，湖北洪湖人刘卫国听闻岳母家的一个亲戚去深圳打工每月赚1万多元，心生羡慕，于是辞去了老家的“铁饭碗”工作，搭上开往深圳的火车。
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批务工者，背井离乡，怀揣梦想，从各地农村，来到深圳这片热土。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书写了城市发展的辉煌。
在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杨小柳看来，外来务工者群体是深圳城市建设的“脚手架”。
作为深圳最早的建成区，罗湖区外来人员在总人口中占比近3/4，其中近20万外来务工者聚居在全区31个城中村里。
大巴从湖南攸县开来，停在东湖大望，7000多名攸县出租车司机和家属就在大望扎根;在笋岗，蹬着三轮车回收二手家具、二手电器的，多半是湖北荆州人;湖贝、东门步行街上摆摊的商户，六成都是潮汕老乡……
地缘、亲缘、业缘，将他们紧紧绑在一起，在罗湖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同乡村”。
早年，“同乡村”的生活并不容易。杨艳君从老家到深圳看父母，“小小的一间屋子，住着爸爸妈妈、叔叔一家、舅舅一家。”
“当时城市的公共设施、社区力量的配置不是很充足，服务这么多人，是会捉襟见肘的。由此产生了一些问题，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挑战。”罗湖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高延勇说。
为此，罗湖区提出“把党旗插在城中村，把党支部建在城中村”。2007年，罗湖区在黄贝街道，成立了第一个“同乡村”流动党员党支部。
通过“老乡带老乡，老乡管老乡，老乡帮老乡”，将流动党员管理服务机制与流动人口治理有机融合，探索一条全新的外来务工者市民化路径。
成立大会那天，罗湖区黄贝街道四川达州通川区流动党员党支部书记邱兴堂，接过旗帜用力地挥舞了好几下。后来他才知道，这是全深圳第一面流动党员党支部旗帜。
好苗子
“同乡村党建”是一个新生事物，没有先例，没有经验，全凭“摸着石头过河”。
过去，基层工作人员到出租屋登记信息、开展工作，老乡一听不是家乡话，连门都不开。“同乡村”需要有人充当老乡与当地政府之间的“纽带”。
什么样的人适合?罗湖区与四川、湖北等劳务工流出地的驻深办事处一起合计，开展共建，从老乡中找党员，让他们担起大任。
老党员郑妈墙来自广东陆丰，当过公社干部、村干部;来深圳之前，四川广安人鞠天龙一直是村里的团支部书记;湖南攸县的“的哥”荣发齐是退伍军人，也当过村干部……这些老乡眼中的“能人”，一个个进入了罗湖区的视野。
2007年6月的一天，四川达州驻深办事处主任廖清江、副主任蒋洪毅带队在同乡村找党员。他们见到了魏中彪，却被反问：“你们说是达州驻深办事处的，有工作证吗?”一行人都愣住了，后来一名工作人员出示了工作证，魏中彪才相信了他们。
一句反问，让廖清江和蒋洪毅打从心里认定，这是个讲原则的人，是一棵“好苗子”。经过选拔，魏中彪成为了一名“同乡村”党支部书记，常常四处奔走，为老乡排忧解难。
有了“好苗子”，更要悉心培育。罗湖区的社区书记培训班、外出调训班，对“同乡村”党支部书记敞开大门。每个支部都安排了固定的经费、办公场所;每年还有两次座谈会，让书记们坐在一块，提问题、提建议、提要求，能落实的，第一时间抓紧落实。
15年过去，这些当选时腼腆、举止小心翼翼的“同乡村”党支部书记，大多成长为办事利落，面对镜头都能侃侃而谈的领头人。
娘家人
“娘家人”，形容的是许多老乡眼里的同乡村党支部。遇到问题，老乡总是第一时间找到那儿去。
2019年，“的哥”范军劝一名乘客系好安全带，乘客不仅不听，还把范军打了一顿。范军的家人找到了东晓街道湖北洪湖流动党员党支部书记刘卫国。刘卫国和范军的家属东奔西走，寻求法律援助。最后，打人的乘客受到了严惩，并向范军道歉赔偿。
“深圳的出租车管理条例曾经有一条，乘客不系安全带，处罚司机，这不合理。”胡桂梁当过“同乡村”党支部书记，后来当上深圳市人大代表，他与其他代表通过各种渠道反映，跟进了3年，终于促成了问题的解决。
四川广安在深务工人员服务管理综合党支部书记鞠天龙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一个老乡在工地打工被拖欠工资。在鞠天龙的努力协助下，经过协调，老乡最终拿回了工资。
处理纠纷多了，邱兴堂有了些心得。“我们就像劝架的，不能拉偏架。有什么道理能比法律更让人信服呢?”于是他开始自学法律。
这些年，老乡的需求也在增多。面对新的需求，“同乡村”党支部想了很多，也做了很多。
在黄贝岭住的四川达州老乡，大多是建筑工。党支部联系达州市通川区人力资源局，派出职校的老师来深圳办班，免费培训。考试合格后，老乡拿到了电工证、焊工证，收入涨了一大截。
每年暑假，“小候鸟”坐着党支部安排的大巴，来到爸妈身旁;春节前，一列列爱心专列载着老乡们，一路奔赴家乡……
参与感
2016年年中，受网约车冲击，出租车营运受影响，深圳司机遇到了困境。
胡桂梁在广州出差，闻讯一大早赶回深圳，直接到了出租车公司，与深圳市交通管理局等主管部门沟通。他身上有多重身份：深圳市人大代表、“同乡村”党支部书记、驾驶员工作委员会主任，以及一名出租车司机。他了解司机们的诉求，直接向决策部门反映问题。很快，主管部门和各出租车公司便给出了解决方案，一场危机被及时化解。
这些年，先后有8名“同乡村”党支部书记当选深圳市党代表、人大代表，罗湖区党代表、人大代表和社区党委班子成员。这意味着，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声音，在决策过程中就能被听见。
最开始只关心自己打一份工，然后关心一个群体、关心一个行业。成为市人大代表后，也关心起了整个城市的发展。
人大代表怎么说话、怎么提议案和建议?刚当选的时候，胡桂梁心里没底。每一次培训和学习，他都格外认真。“建议要针对有普遍性、涉及群体较广、问题突出的现象。确定了选题一定要调研，你还要关心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
如今，在深圳推动垃圾分类、文明养犬、控烟等公共事务中，都能看见胡桂梁活跃的身影。
“外来务工者成为城市政治体系的正式成员，政治地位得到了提升，在政治领域中实现了‘根植’于‘他乡’的转型。”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所所长唐娟认为。
“我来深圳22年了，也有了参与感。”参加深圳市党代表联络室的接访工作时，邱兴堂心里起初有些忐忑。几次接访后让他意识到基层党代表的重要性：群众来反映的大多是在基层常遇到的小事，没有人去跟踪，时间久了便成了问题。通过党代表联络室，群众反映的问题得到了及时处理，“心里还是挺实在，成就感特别的强。”邱兴堂说。
主人翁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定点收治病人的深圳第三人民医院需扩建增加1000张床位，紧急招募1500名工人。邱兴堂在群里一喊，一晚上就有900多名达州老乡报了名。完成审核后，全部投入建设工程，为城市抗击疫情出了一份力。
10多年前开始，每逢高考，在党支部组织下，许多湖南攸县、江西吉安的出租车司机，都会在车里贴上“爱心送考”标签，免费为深圳考生提供接送服务。
“要多少台车就能安排多少台，大家都愿意送。我们服务了考生，就是实实在在为这个城市做了点事。”罗湖区莲塘街道江西吉安流动党员党支部书记游志明说。
毕业后，“90后”李川东来到了父母打工的深圳，加入了“同乡村”党支部，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在他看来，“党支部为老乡链接社区和家乡的资源，让大家关注并参与城市的生活。”
越来越多的“深漂二代”在深圳扎下了根：邱蜀钧成为了黄贝岭社区的工作人员，同时运营“通川人在罗湖”微信公众号，整合信息，为老乡服务;罗航毕业来深10年，想摆脱“打工人”的生活小圈子，让自己能跟这个社会有更广泛的连接;杨艳君在健康管理公司工作，“社区里的叔叔阿姨跟我的爸爸妈妈同龄，有机会服务他们，我很开心。”
“相比于我的父母，我享受到了更优质的教育，要靠自己走出更宽的路。”邱蜀钧说。
一个个支部，就是一座座“桥梁”，将老乡、城市、家乡紧密相连。
南湖街道江西新余流动党员党支部书记刘冬平和老乡一块，成立基金会。投资的利润，给老家困难户买了保险、资助经济困难学生上学。
邱兴堂返乡创业，建设的樱桃基地，今年挂满了红通通的果实;有老乡学会了开网店，回老家卖起柚子、柠檬、盐皮蛋;鞠天龙计划，过几年回乡做村干部，为振兴乡村出一分力，修路、打造景点、种农副产品，“一定要把经济搞起来”。
15年，从1个党支部，到12个党支部;从100多名流动党员，到近500名;从“摸着石头过河”的艰难探索，到资源汇聚、制度完善地顺畅运转。“同乡村”党建改变了流动人口管理方式，让外来务工者完成从城市管理的被动接受者，到城市建设主人翁的转变。
“罗湖‘同乡村’的治理机制，破解的是流动人口怎么和流入地融为一体的难题。”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徐勇说。
第一代外来务工者正在老去，新一代人还在源源不断地到来。相关负责人表示，“同乡村”党建将不断深入和完善，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提供城市化融入的基层经验和实践路径。
■专家观点
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徐勇：
罗湖“同乡村”治理
是一种“融合式治理”
罗湖“同乡村”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为什么讲具有重要意义?过去我们是城乡二元结构，后来提出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开放后，大量外来务工者进城，融入到城市。如何让外来务工者的身份实现转换，与原来的城里人融为一体?罗湖的“同乡村”治理，我称之为“融合式治理”。所谓“融合式治理”，就是把过去的身份性的东西去掉，成为新的市民。同在罗湖这个地方，大家都是罗湖人。
通过治理的方式来融合，这个融合的途径，就是参与，让外来务工者参与融入到罗湖社会当中，让他们的意愿能够有效地表达出来。外来务工者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慢慢形成了“此地与我有关”的观念。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杨小柳：
“同乡村”党建极大提升
外来务工者对城市的认同感
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看，罗湖“同乡村”党建方式提供了三个方面的参考：
一是为在社会治理中如何有效整合外在制度引领和内源动力激发提供了参考。
“同乡村”党建的价值在于从外来务工者群体自下而上形成的社会连接着手，将其主要功能，与党和政府社会治理的目标任务有效对接，既将其纳入了有序化、法治化的社会管理，优化了社会结构，又有效满足了外来务工者群体的社会需求，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参与感、融入感和认同感。
二是呈现了中国移民城市社会独特的构建机制。
以党建为引领，找到了同乡同业群体与社会治理制度的结合点，既保证了社会治理方向和路径的正确，又满足了外来务工者群体的需求，保障了他们的权益。
三是呈现了在外来务工者市民化基础上，下一步工作的方向。今天看来，“同乡村”党建方式在社会治理的探索上仍然具有前瞻性。该方式提升了外来务工者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其社会参与的价值，极大提升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所所长唐娟：
构筑起链接基层党建与外来人口
治理的组织枢纽和通道
罗湖区的“同乡村”治理方式，既是落实中央有关流动党员管理规定之需要，也是纾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压力的需要。
通过党组织嵌入、规则嵌入和资源的嵌入，赋予“同乡村”治理的制度空间和出路，以务工人群中的优秀成员来服务、帮助和带动同乡，构筑起链接基层党建与外来人口治理的组织枢纽和通道。
罗湖区的探索，给深圳其他区的“同乡村”治理及流动党员管理带来了示范效应。目前，深圳已经建立了26个“同乡村”流动党支部，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对于流动党员来说，流动党支部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流动党支部为其提供了公共生活的平台，通过流动党支部而实现了在异地的政治参与和组织生活。
